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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恋如此自由,年轻人却前所未有地焦虑着“门当户对”

发布时间: 2019/01/17   阅读次数: 7094
“80后”学者廉思小时候认为,年满16岁,拿到身份证就意味着成年。直到长大才明白,一个人要经历恋爱、结婚、组建新家、脱离原生家庭,才真正迈入成年。在房价高昂的今

“80后”学者廉思小时候认为,年满16岁,拿到身份证就意味着成年。直到长大才明白,一个人要经历恋爱、结婚、组建新家、脱离原生家庭,才真正迈入成年。在房价高昂的今天,住房成为不少青年“成年”道路上的阻碍。成人礼的价格越来越高昂,“单身狗”、“巨婴”、“空巢青年”等网络词汇也成为这个时代的热词。

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在北京做完《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3:阶层分化中的联姻》之后发现,表面上看,

  • 89.71%的年轻人在找男女朋友时,更注重对方的性格与人品,比“家庭状况”这个选项高出超过46个百分点;
  • 73.91%的年轻人认为,双方价值观、人生观契合就是“门当户对”,也比双方家庭社会地位相似的选项高出49个百分点。

但真正面临谈婚论嫁,他们立刻变得现实起来,住房和户口成为衡量对方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的重要维度。

▲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是“蚁族”概念的首创者。

剥去‘价值观’的外衣,人们看重的是家庭、教育背后实际隐藏着的阶层属性。年轻人对‘门当户对’的理解,是此次调查最重要的发现。”廉思告诉第一财经。

“门当户对”观念变化

2016年,近6000位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接受了廉思团队的婚恋问卷调查和部分深入访谈。这些青年,全都在央企、国企、政府、事业单位等工作,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。未婚没恋爱对象的青年有2026人,未婚且有恋爱的青年有1650人。

调查发现,这一代年轻人与父母的婚恋观明显不同。
  • 青年人谈恋爱更看重感觉,最看重对方的性格、人品,其他诸如家庭情况、外貌、学历、收入、情感经历、职业等条件,则远远排在选项后面。
  • 而父母则更看重物质条件,在他们反对的婚姻中,27.72%是因为对方家庭情况。


正因两代人婚姻观念不同,中国社会传统的择偶标准“门当户对”也相应发生变化。73.91%的青年认为,所谓“门当户对”,最重要是双方价值观、人生观契合,只有14.92%的受访者认为“门当户对”意味着双方家庭社会地位相似。

年轻人中,因性格和“三观”不和导致的离婚比例也最高,分别是35.16%和29.69%。一位受访者说,前夫的父亲在北京有官职,她的父亲在当地也有官职,结婚时没觉得高攀,也没觉得不门当户对。但婚后日常生活中和丈夫一家起了很多冲突后才想明白,门当户对不仅仅局限于此,“还有两个家庭、包括父母的思想文化和三观”。调查中让人印象很深的是,真正感情好的夫妻,婚姻都得到了双方父母的祝福。”

“蚁族”与中产的共同焦虑

廉思是“蚁族”概念的首创者。廉思在这次调查中发现,中产和“蚁族”之间其实有很多共性,比如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,就面临共同的阻碍——房子。

几经猛涨,北京跃升为全球房价高昂的城市之一,有没有房子,直接影响了年轻情侣是否可以结婚。88.04%双方均有房产的情侣有结婚打算,双方均没有房产的情侣只有66.12%打算结婚。未婚没恋爱对象的青年中,没有住房的男青年压力也明显大于有房的男青年。

除了房子,恋爱双方在都有户口的情况下也非常容易结婚。调查显示,68.48%的青年认为,如果自己有北京户口,会更容易找对象。83.11%的夫妻是户籍相同,横跨城乡户籍的婚姻非常少。

“从深层次说,这反映了阶层流动比原来相对慢了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一些学历不高的人可以靠着财富的迅速积累实现阶层跃升,然后和学历很高、但经济条件不好的人进行婚姻匹配。现在,这种现象很难看到了,婚恋对象往往都是和自己同一阶层的人,形成了所谓的‘阶层内婚’。”廉思解释。

于是,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,恋爱时感情至上的情侣,一旦面临结婚立马就“老套”和现实起来,最终还是根据户籍和住房来确定伴侣。“通过对青年婚恋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可以看到,文化资本、经济资本、社会资本在进行不断的转换。所以我们是有担忧的,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,家庭之间的差异化和区隔度会让整个社会的分裂性更强,凝聚社会共识愈加困难。”

“现在房子的属性相当于城市资产分化器,有房子的年轻人就算不努力、不奋斗,他的资产也会随着房价的升高自然增值;没有房子的年轻人,即便再努力、再奋斗,工资的涨幅和和房价的提高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,获得房子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,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底层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渴望。”廉思说,人生在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固定的任务,如果年轻人因为一套房子而延后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子,进而影响整个人生历程的实现,最后产生不满。他建议重新评估房地产政策,“不能只算经济账,还要算政治账和社会账。”

“阶层分化中的联姻”是廉思团队《中国青年发展报告》“青年阶层跃升三部曲”中的最后一部。在此前的两部《报告》中,他用“城市新移民的崛起”和“流动时代下的安居”来描述大城市青年的户籍和住房问题。在他看来,户籍、住房、婚姻是年轻人阶层流动中的关键性节点。有鉴于此,社会要为青年发展营造更公平的机会,让更多如教育这样的后致因素在阶层跃升中发挥重要作用,让年轻人有一个看得见的未来。“在房子、户籍等阻碍年轻人向上流动的要素上,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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